"王闓運" 主要成就

經學

王闓運為學主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學。他早年先從《禮》開始，詳盡考察三代的制度，20餘歲即作《儀禮演》13篇；，而後再探討《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義，申張東漢何休的學說。他見清代幹嘉學者專習註疏，只有對經書的解釋但沒有紀述，僅僅重考證而忽略了論辨，閱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覺的狀況，深為感慨地說：“文者聖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為語言，詞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今若此，文之道幾乎息矣。”所以他作經籍註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談義理，也不效幹嘉學者的專尊古注，而是根據自己的體會作簡要的詮釋。對古書文字連自己都實在難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強作解釋。王闓運曾表明自己治經的目的只在“尋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為使讀者有所解悟，發矇悅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縱肆，頗具莊子散文的風格。這種治學的方法，對當時的學風有一定的影響。終其一生，王闓運的經學著作有《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註》、《詩經補箋》、《禮經箋》、《周官箋》、《禮記箋》、《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等10餘種，200多卷。著述之眾，用力之深，影響之大，在近代罕見。

史學

王闓運在史學方面頗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間主編和定稿的地方誌有《桂陽州志》、《東安縣誌》、《衡陽縣誌》、《湘潭縣誌》等多鍾。這些方誌敘述翔實，文筆優美，其中的《山水篇》尤為精彩，描繪景物的風韻不減《水經注》。後人曾評價它們“斂雄才於方紀，納萬變於小篇”，認為“史

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闓運自認為最得意的史學著作是應曾國荃之請而寫，反映湘軍完整歷史的《湘軍志》。為寫此書，他除親身所經歷及走訪口碑外，還設法借閱了軍機處的大量檔案，並請人製作了地圖，先後花了7年時間才完稿。王闓運本人與許多湘軍將領關係很深，對曾國藩也頗為推崇，但在書中除褒揚湘軍的功勳戰績外，對太平軍前期聲勢的凌厲，清朝內部各派勢力的矛盾，湘軍初期曾屢戰屢敗的竭蹶之狀，以及曾國荃攻破江寧後縱軍擄掠，吞沒財物的情況都不加掩飾，一一加以敘述。所以此書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軍將領的攻擊，認為它是“謗書”，迫使王闓運將原版交郭嵩燾毀掉才得以免禍。以後曾國荃又請幕僚王安定另撰《湘軍記》，試圖抵消它的影響。《湘軍記》雖然記事詳盡，可補《湘軍志》的缺略和偏頗，但它對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迴避或彌縫各方的矛盾，因而無論是真實性，還是敘事的簡潔，文筆的雄健都比不上《湘軍志》。為此，後代有學者稱《湘軍志》“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是非之公，推唐後良史第一。”

文學

王闓運是一代詩文大家，民初汪國垣作《光宣詩壇總錄》列他為詩壇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首。王闓運幼年初學詩時就嚴守格律，矩步繩趨，不失尺寸，他作詩強調從擬古著手，五言長詩宗魏晉，七言長詩及近體詩兼宗盛唐，但並不單純模擬古人，而是盡法古人之美，熔鑄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風格。他的詩作：於時事有關係者多。”《獨行謠》、《圓明園詞》等都是反映社會現狀的鴻篇鉅作，曾傳湧一時，堪稱史詩。他的寫景詩氣魄宏偉，常帶一股高潔傲氣。如《入彭蠡望廬山作》中寫道：“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照；揚帆載浮雲，擁楫玩波濤……。”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寫照，所以譚嗣同稱他的詩是超越“詩人之詩”，屬於“更向上一著”之類。王闓運還喜歡選詩、評詩，他的《八代詩選》流傳很廣。他曾分析說：“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吾嘗以漢後至今，詩即樂也，亦足以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為本，專為人作，今以託興為本，乃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詩宗旨的不同。王闓運撰文駢散兼行，既不堆砌辭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渾成，不落俗調，並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綺樓文集》中多有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