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 軼事典故

工運實踐

在北京大學學到馬克思主義後，鄧中夏就決定從事工人解放運動的實踐。他到街上動員洋車伕集合攔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僅有少數人響應，警察來後砸了車，洋車伕們就扯住他索賠。鄧中夏拿出所有的錢還抵不上損失費。校內有人見面就諷刺：“工運搞得怎麼樣了？”父親也因他參加“過激”活動中斷了接濟。鄧中夏並不氣餒，他總結教訓後感到：拉洋車的屬於比較散漫的個體勞動者，且受幫會影響，真正搞工人運動還應到有組織的產業工人中去。於是，他於1920年未到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辦勞動補習學校，中共開展的現代職工運動就從這裡開始。

教書育人

1921年3月，由於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鄧中夏被河北保定“直隸省立高等師範學校”聘為新文學教授，講授了3個月的新文學課程；同年暑假，他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的邀請，去重慶夏令營講學會講學，並指導重慶女子第二師範學校的“擇師”運動取得成功；在此期間，他還一度成為長沙、宜章、廣州等地學生運動的精神指導。

雖然鄧中夏在保定開課第一天就宣告“我沒有教過課，更沒有經驗”，但其講課的情形，據他當時的學生王森然在《回憶保定“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一文中所寫到的：

他的面貌白皙紅潤，眼睛光亮有神，在講堂上講課時聲音洪亮，談笑風生，旁徵博引。講到使人氣憤的時候，他潔白的牙齒便咬住下唇，握拳怒視。他右手持粉筆，挽著袖口，左手拿板擦，邊講邊寫，邊寫邊擦，一寫就是一大黑板。頭髮、衣襟、袖筒上落滿粉筆面，也不在意，時間久了，嗓音嘶啞，嘴角除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實水裡早已落下一層粉筆面，他看都不看，便嚥下去了。他的這種忘我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王森然研究資料》第1輯，34頁）

平民教育

在開展“平民教育”的旗號下，鄧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識字班。開始，有人認為幹苦活學文化沒用，“要是發窩頭我們才來上課”。鄧中夏耐心去講解――認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壓，終於使大批工人下班後自動來學。他在教文化的同時，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使大家團結起來成立了工人俱樂部。鄧中夏作為這個俱樂部的代表，為工人們操辦各種福利，同時也贏得了工人的信賴。1925年，他到廣東領導管港罷工，為了讓工人安心鬥爭，組織動員各界把多少萬人的吃住都安排妥當，被人稱為“工人政府的總理”。

由於他一口湘音，別人難懂，於是，他在北京就學北方話，在上海學上海話，到廣州學粵語。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講，給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鄧中夏在上海擔負救援受難同志的工作，仍不顧過去長年曾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召集會議演講。上海的一些老工人聽後說：“您講得真好，我們聽後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鄧中夏。他就是長相比您年輕一點，口音也不大一樣。”

接受處分

1930年，鄧中夏從蘇聯回國，馬上被派到洪湖同賀龍一起工作。因他沒有搞過農民運動和軍事鬥爭，加上盲動路線指導，在指揮上犯過一些錯誤。翌年末，他被撤職調回上海。有“過左”思想的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紗廠當學徒一個月掙7塊錢艱難生活。其間，妻子因勞累過度導致小產。曾任全國工運最高領導人的鄧中夏仍對黨毫無怨言，對革命矢志不移。

視死如歸

1933年夏，鄧中夏不幸被捕，後來被押往南京。國民黨想挑撥他對共產黨不滿：“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嗎？”獄中秘密黨支部派人在放風時間：“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態度怎樣？”鄧中夏一聽連說：“問得好！請告訴同志們，我鄧中夏就是燒成灰，也是共產黨人！”

支部領導得知這話深為感動，馬上動員大家掏錢為鄧中夏買飯，並說：“他是我們黨的中央委員，不能讓他最後的日子那麼苦。”難友們一聽鄧中夏的大名，紛紛捐錢，有的把衣物都賣掉，託看守到獄外餐館訂飯。鄧中夏每次端過碗來，都激動不已，因為這一盤炒菜凝聚著的是同志們對革命正氣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