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賞析二
《朋黨論》
[宋朝]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唿!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
賞析二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瞭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透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麼呢?”說明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麼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麼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這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唿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蹟,做國君的可以借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