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 主要成就

政治

籌邊計熟
王鏊面對明自正統以來的邊患頻繁、國勢漸弱的現實，呈《上邊議八事》，提出自己的治邊八策（定廟算、重主將、嚴法令、恤邊民、廣召募、用間、分兵、出奇），而多被採納。對武宗的“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感憂慮，並希望武宗“大奮幹剛”。

對抗權宦
面對武宗寵幸宦官、荒淫冶遊，特別是劉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與韓文等敢於發奸。但這件事終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發生逆轉，結果是劉瑾掌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被迫致仕，劉、謝、韓等五十三人還被誣結黨，後韓文被逮下錦衣獄，劉、謝被削籍，其後又奪誥敕。而在這場鬥爭中，王鏊卻入閣，雖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卻得到了善終。嘉靖初，他在《謝存問疏》中曾說：“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詩中寫道：“委順齊寵辱，冥懷無醜好。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見，王鏊立朝，有執政才能，不乏正義感，但明哲自守的處世哲學依然很明顯。

深睹民苦
王鏊歸鄉後，目睹吳中重賦之苦，作《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精闢剖析了吳中重賦之形成、發展、現狀及對策，成為不朽的名作，為學者研究明代吳中重賦的權威依據。

文學

一變文風
王鏊博學善於識別人才，文章雅正，言談議論明晰流暢。晚年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看後說：“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他在弘治、正德時期，以高第探花、臺閣重臣的身份，對臺閣、鄉邦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弘治、正德間，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學觀和尚經術、去險詭的取士傾向，影響了一代文風。他承接了吳寬的老一批吳中交遊圈，又發展了新一批吳中及淮左文人，交遊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寶、楊一清、靳貴及“婁東三鳳”等。繼吳寬之後，他對吳中詩派，尤其是其中堅力量如“吳中四才子”等，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澤長語》 王鏊的文學觀點是復古的，但他顯得比較開通一些。一是在復古範圍上，他不專於唐，亦不專以宋，而是比較辯證地看待前代詩歌：“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不可強也。”二是在復古方法上，他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詞”、“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為文之妙訣。”他崇尚韓愈、王安石的文章，認為韓文“變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與張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態，“合三子一之”才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強調，如要師其意，就需要博學，需要精思，需要領悟。朱彝尊說王鏊“以經義重，詩非所長。”今觀其集，古體詩中傑作不多，惟歌行體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寫得最好的是七言近體。王鏊集中還有一組集中寫武宗荒淫逸遊的《十三絕句》，溫雅之中深含諷刺，十分難得，朱彝尊極為欣賞，稱其“甚得諷諫之體。”王鏊“時文工而古文亦工”，為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經術，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淵深博贍，頗有唐宋遺風。其“墓誌銘”類文章，寫人紀事，重視節操，聯絡時運，舂容有度，不華不飾，質樸典重，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如為顧佐、倪嶽、趙寬、沈周等人寫的墓誌銘等。見於他的“雜傳”中的一些經學、史學類的文章，則更顯示出他的湛深學識和純雅而明暢的文風。

個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澤編》、《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姑蘇志》等。《皇明經世文編》輯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還曾參與編修《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任《孝宗實錄》副總裁。並與徐溥等共修《大明會典》，任副總裁。其所撰《姑蘇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風俗、戶口、城池、寺觀、古蹟、紀事、雜事等，共三十一門。該志採用綱目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該志“繁簡得中，考核精當”。

書法
王鏊有書名，書法清勁爽健，結字縱長嚴謹，得峭拔風神。不足處似清健有餘，沉穩不足，筆畫略見乾澀，此或與硬毫書有關耳。

藏書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產，惟看書著作為娛，旁無所好，興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築“顏樂堂”、“宜晚軒”，富藏書。與吳寬、唐寅、文徵明等藏書家互相唱和。曾自稱：家世藏書，分散於數處，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紹書論他為明一代藏書家之一。藏書印有“濟之”、“御題文學侍從”、“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王濟之圖書”、“大學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澤世家”等。刊刻圖書有《孫可之集》、《古尚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