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 主要成就

政治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宋仁宗拜韓琦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自此，韓琦開始了為時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憂之。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範鎮、司馬光等人反覆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於下定決心，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子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韓琦從不在別人面前誇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後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後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後，一面安慰英宗並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後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後，兩宮關係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後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神宗繼位之後不久，韓琦辭相。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裡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裡正充役的稱“裡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幷州，瞭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裡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11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幷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於手背刺字，農閒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徵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釋出“斬伐令”，規定這裡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並近裡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裡，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採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於疏於管理，定州（今河北定縣）駐軍驕蠻難御。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皇祐年間，“明鎬引諸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噪城下。”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韓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計程車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並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勐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韓琦到達陝西後，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佈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透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係上，韓琦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寫道：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譭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並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歷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幷州、揚州、大名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他不僅在北宋，而且在遼和西夏都有很高聲望。“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以致於“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唿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於國，必問侍中安否。”至於西夏，由於韓琦參加了慶歷年間的宋夏戰爭，使得“西賊聞之心骨寒。”

文化

藏書之家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餘卷，皆經其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裡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六一堂”、司馬光“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子韓忠彥、孫輩韓侂冑均能藏書。著有《安陽集》、《二府忠議》、《家傳集》等。

詩文成就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