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 人物生平

少年向學

鄭樵父親等先輩都是讀書和做過小官的，因此鄭樵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與文化薰陶。他也曾自述：“幼不學犁鋤，慨然有讀書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於史冊見一傳而高風凜凜者，必讀之再三，通即掩卷長思，躋仰其為人，扦搏氣概以從之遊，若驟若馳，及之而後已。”而且，他還下定決心繼承家風，把自己培養成為才華出眾的人。

宣和元年（1119年），鄭樵的父親鄭國器從太學回家後病死於蘇州，鄭樵冒暑趕往蘇州，徒步扶柩而歸。自此之後，鄭樵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克服家貧無書讀的困難，他就和從兄鄭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書人家求借書讀，並立下畢生讀書治學的遠大抱負。

鄭樵在求學時，不僅僅是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而且把眼光開放到自然界各種動植物。他經常深入山間田野，拜農夫為師，從而得到了許多實際學問。還研究天地間的各種科學知識，並勇敢地向社會提出了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學習儒家經典知識一樣重要的號召。

立志著書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受到金兵侵犯，國家處於空前的危難，鄭樵和鄭厚聯名上書，陳述二人的抗金志向和報國才能，並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國家轉危為安，由於種種原因而未得償所願。儘管如此，鄭樵的抗金愛國思想，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紹興元年（1131年），由於宋高宗畏敵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處在動盪不安之中。這時，其兄鄭厚在悲觀失望中下山參加科舉，繼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鄭樵則認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會埋沒自己的讀書志向，因此他不願下山應試。由於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時搶走了宋朝廷的三館四庫圖書，所以鄭樵決心以布衣學者的身份，在夾漈山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書為一大書。

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學問，鄭樵再次背起包袱，獨自一個前往東南各地求借書讀。經過三年的努力，鄭樵讀遍東南各地藏書。當時有人稱頌他說"惟有莆陽鄭夾漈，讀盡天下八分書"。之後，鄭樵就把書房搬到了夾漈山中的薌林寺，開始了他漫長的修史著書生涯。為了求得朝廷的支援，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書，並把這些新書寄給朝廷禮部。

紹興八年（1138年），鄭樵在《上方禮部書》中，明確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志》的願望。這時，鄭樵的淵博學問和遠大抱負得到抗金派宰相趙鼎、張浚等人的重視。但由於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領秦檜為宰相，趙鼎等人很快被秦檜排斥出朝廷，並被嚴加迫害。從此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不但不支援鄭樵著《通志》，反而接連三次下禁令嚴禁私人修史和著述，違者以"擅修國史"罪論處。

遭受打擊

紹興十八年（1148年），鄭樵遭受一個又一個厄運的打擊，先是胞弟鄭槱不幸早亡，繼而幼子鄭惕和妻子陳氏相繼死去，就在鄭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擊時，秦檜又下了一道嚴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這道禁令終於激怒了鄭樵，於是他在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書，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書獻給皇帝，請求皇帝準許他繼續著述。然而，由於秦檜的阻撓，儘管鄭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時間，依然見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準許他續著的公文。鄭樵見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當權者堵死，悲憤不已，但也無可奈何。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學問傳給後人，鄭樵在迴歸山林之日起，就把書房搬遷到遠離人煙的夾漈山主峰側的高山虛谷中，並在夾漈草堂開始著述一部遠避宋朝國史三百年的史學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憤懣，傾注於《通志》之中。

首次獻書

紹興十九年（1149年），他獻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書“詔藏秘府”。從16歲結廬茅山中，到出山獻書，計三十餘年。其間“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詩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詩辨妄》在詩學界的影響很大，連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見識之高明。“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了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諡法》、《系聲樂府》等。“三年為文字之學”，如《象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述在中國文字學、音韻學史上都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書》、《春秋地名》、《爾雅注》、《詩名物志》、《本草成書》等。“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了《求書闕記》、《校仇備略》、《書目正訛》、《圖書志》、《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讎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見鄭樵，鄭樵僅用“豆腐、白鹽、白姜、蕎頭”相待，兩人談詩論文三天三夜；下山時，朱熹的書童對此頗有微詞，朱熹卻說：“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齊全也。”

二次獻書

1157年，鄭樵初步寫出了長達200卷、600多萬字的史學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為無錢買文房四寶抄正《通志》成書而發愁時，所幸有抗金派官員王綸、賀允中、汪應辰等人舉薦，鄭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對。在召對時，鄭樵見皇帝也欣賞自己的學術，就當場提出要求皇帝允許他歸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獻給朝廷。由於高宗不能體會鄭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擔任一個管理文書檔案的小官。

就在這時，由於鄭樵的學術批判和科學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許多學士大夫，因此他們不願意看到山林窮儒出身的鄭樵也在朝中為官，於是當即有御史葉義問出面以莫須有的罪名彈劾鄭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紅皂白，竟批準了葉義問的彈劾，讓鄭樵以監潭州南嶽廟的祠官回夾漈山抄正《通志》。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55歲的鄭樵應高宗召對。明代周華《福建興化縣誌》（《遊洋志》）詳實記述了高宗與鄭樵的一段對話。鄭樵上殿向皇帝奏說：“臣處山林30多年，寫書共50種。未完成的這部史書以歷代史籍為依據，始自三皇，終止五代，取名《通志》。此書參考司馬遷的體例，但與《史記》又有不同之處。臣摘取綱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給陛下。”接著，鄭樵陳述了對《史記》和《資治通鑑》的看法，並談到自己寫史是參照前人的史體，同時又有創新的地方。高宗不勝欽佩地說：“朕聽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學，自成一家，何其相見之晚呢？”鄭樵請求迴歸山林，說：“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終愛山林，還請陛下體諒。”高宗下旨，授鄭樵為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文字，後改監潭州南嶽廟，讓他回家繼續把《通志》寫完。

　　三次獻書

鄭樵第三次獻書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鄭樵帶著200卷、近七百萬字的《通志》，步行兩千裡來到臨安，進《上殿通志表》。時適“高宗幸建康（今南京）”，無緣得見，經輾轉傳遞，得一道詔書，升他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最使他高興的是朝廷居然允許他入“秘書省翻閱書籍”。鄭樵滿以為可以實現渴望已久的夙願，幻想著要博覽秘府寶卷，計劃藉此機會整理一番古往今來的天下圖書，然而遺憾的是官場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1162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臨安，記起鄭樵獻書之事，於是命鄭樵呈獻《通志》，就在高宗詔旨下達的當天，鄭樵由於積勞成疾與世長辭，時年59歲。“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