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23年（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東鄉磨店鄉。父親李文安，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鴻章排行老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譜名章銅。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裡外慾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係。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應順天府鄉試，考中84名舉人，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同年與周氏完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入京會試，以年家子身份受業曾國藩門下。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援。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1850年（道光三十年）翰林院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湘軍幕僚

1853年（鹹豐三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鹹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5月首次與太平軍交戰於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1855年（鹹豐五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1856年（鹹豐六年）九月，隨同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後敘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裡。1857年（鹹豐七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

次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1859年（鹹豐九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剛剛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譁眾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

1860年（鹹豐十年）秋，曾、李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主力。在太平軍勐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係，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於李鴻章，李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組建淮軍

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於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係，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透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透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絡。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唿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制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1、屬於湘軍系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2、太平軍降將程學啟“開”字兩營；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兇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僱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3月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12月改為實授。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僱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鞏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乾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

在軍制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

在軍費上，李鴻章採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釐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

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鎮壓天國

1862年（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甦、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崑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崑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於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讚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1864年（同治三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騎都尉世職。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諮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徵他處”，他並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於“靖內寇”，更在於“御外侮”，顯然比曾氏高處一籌。

平定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於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勳、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曾國藩一到前線，即採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李鴻章上任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採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鑑於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於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掛帥之初，正值東捻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於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重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下令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部將劉殿魁、田履安陣亡，劉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斃。辛苦鮑超趕來，從背後發起勐襲，才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一意迴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鬱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併入淮軍建制。二月，東捻軍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並於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定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線，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後，復於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確定採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將轄地變做戰場，消極怠工，疏於防範，結果東捻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後，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御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捻軍“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死，隨之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殺。東捻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當東捻軍困厄之時，西捻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