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評價

慈禧稱讚他是“再造玄黃”之人。李鴻章去世的訊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

曾國藩的評價：“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李鴻章傳》中為李鴻章所處的境地感到無盡的悲慟。書中寫到：“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船，書中謂此艦系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雲雲。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一見矣。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官場如同戰場，其中的爾虞我詐、權謀詐術比戰場有過之而無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場黑暗一片，腐朽潰爛，派系林立，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為立穩腳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員因各種關係相互交織、相互照應，壯大力量，結成千絲萬縷的關係網，共榮共損。李鴻章能在晚清官場活躍40年之久，雖屢遭危機，幾經沉浮，卻始終位極人臣，權傾當時，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質，慣用權變之術，陰柔剛勐，深諳為官之道外，與其背後的龐大關係網不無關係。李氏大宅門的眾多宗法、姻親關係是李鴻章在官場馳騁最穩定、最牢固的基礎。初入仕途，投門拜帖曾國藩這棵大樹，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兩位官宦名臣為科舉正途之師，師門淵源使李鴻章做人受益匪淺，更重要的是為仕途暢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與同門師兄沈葆楨、同年進士郭嵩燾等人的相互幫襯、關照與提攜則是仕途關係網的平面鋪展。傳統的同鄉、鄉土觀念在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積極聯絡皖籍京官，回鄉辦團練，後乘時趁勢招兵選將，組建淮軍。並不斷網羅骨幹，加以舉薦、提拔，使其各具要職。如樹軍統帥張樹聲，反對洋務的劉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業足與臺灣共不朽的劉銘傳，有勇有謀的周盛傳等。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長，為李鴻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勢力龐大的淮系集團，成為李鴻章仕途愈挫愈進的強有力後盾。層層關係網之間又相互交織，而其中每一個扭結都關係著整個網路的生存榮辱。因此關係網內部雖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時卻能聯手對外，以求共存共榮。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李鴻章一生最大的特點是所謂“守困”，即忍辱負重、舍小保大、變弱為強如韌勁一他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為了守住江山而不辭辛苦。一個“讓”字，道破權勢亙古之決；一個“乘”字，點透謀權攻心之術。不可知者不可知，可知者不可知，此奧妙全在明白與煳塗之間。從本質上講，李鴻章是晚清一個關鍵性的樞紐式人物，他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重臣的關係都相當密切，而且才識之大。令曾國藩、胡林翼都大為欣賞。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個人物，我們看到守身、守國的重要性。

正面評價

李鴻章正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蹟，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負面評價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於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籤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於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