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唿！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譯文及註釋
譯文
古時候被人稱作豪傑的志士，一定具有勝人的節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無法忍受的度量。有勇無謀的人被侮辱，一定會拔起劍，挺身上前搏鬥，這不足夠被稱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傑氣概的人，遇到突發的情形毫不驚慌，當無原因受到別人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胸懷極大的抱負，志向非常高遠。
張良被橋上老人授給兵書這件事，確實很古怪。但是，又怎麼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隱居君子出來考驗張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顯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聖賢相互提醒告誡的意義。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當作神仙，也太荒謬了。再說，橋上老人的真正用意並不在於授給張良兵書（而在於使張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賞析
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為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於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於篇末加以評註，常令後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產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軾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賞析二
《留侯論》並不全面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只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志向甚遠的緣故。
創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軾被任命為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軾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驛，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軾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