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 軼事典故

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後字一浮,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思想家、詩人和書法家。馬一浮是引進馬克思《資本論》的中華第一人,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為“現代三聖”(或“新儒家三聖”),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學校歌》的詞作者,浙江大學原教授。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軼事典故

與鄭垓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馬一浮9歲,其父聘請會稽舉人鄭垓為他作啟蒙塾師。鄭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長塘人。他博覽史書,善文能詩,擅長書畫,且精通《易經》與醫學。馬一浮聰穎非凡,讀書過目不忘,3年以後,鄭墨田這位飽學之士已深感不能勝任,即知難而退辭去教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師生同赴縣考,學生名列榜首,而教師鄭墨田卻是第23名。但馬一浮對這位啟蒙老師仍敬愛有加,抗戰前幾年,已經享有盛名的馬一浮從杭州回紹興探望恩師,身著黑褂長袍,頭戴紅頂緞帽,來到鄭垓的書房門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禮叩見老師。先師去世時,他又專門題寫了墓碑,並贈給其子鄭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經》。

與湯壽潛

馬一浮的嶽父湯壽潛(1856—1917年),山陰人氏,曾為民國時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總長等職。他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鐵路公司總經理時不取薪金,為人處事講究原則,馬一浮16歲時成了湯壽潛的東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響。湯壽潛造滬杭鐵路時,原打算將杭州車站設在艮山門,再鋪一條支線到拱宸橋。馬一浮認為此舉對在拱宸橋設有租界的日本帝國主義有利,說中國人造鐵路應該為中國人著想,力主將終點設在杭州商業區,再鋪一條支線到錢塘江邊,使水陸運輸銜接。嶽婿兩人達成共識,於是才有了後來的城站與南星橋貨運站。

與蔡元培

紹興先賢蔡元培(1868—1940年)比馬一浮大15歲,對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備的得力助手為教育部的秘書長,就想到了馬一浮。馬對蔡的學問與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請書後,立即北上赴任。但他畢竟是一介書生,對官場一套應酬不適應,兩週以後即辭去職務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從法國回國,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考慮文科學長人選時,蔡元培再一次想到了馬一浮,委託蘇曼殊到杭州拜訪在西湖隱居的馬一浮,馬一浮又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辭婉拒。

與馬敘倫

馬敘倫(1885—1970年)是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紹興。他比馬一浮小兩歲,早年兩人均追隨孫中山先生為辛亥革命出過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籌備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周恩來擬邀請馬一浮出席會議,即請馬敘倫拍電報轉告。但這份由馬敘倫署名的電文過於簡單,馬一浮收到後,以為是朋友的私人邀請,沒有赴會。周恩來以為馬一浮為人清高,不肯來赴會,打算親自到杭州來邀請,因公務繁忙,無法脫身,於是派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先來拜訪馬一浮,於是就有了1952年陳毅的蔣莊之行。1957年4月,周恩來陪同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訪問杭州,對這位鄉賢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來到蔣莊登門拜訪,兩人終於相見了。此後,周恩來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來杭,設宴於杭州飯店,也請馬老作陪。從此,政府即從各方面關心馬老的生活。當時杭州只有花港飯店、華僑飯店和杭州飯店有暖氣裝置,一到冬天,馬一浮就被安排到其中一處居住。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將自己收藏的357件書法精品捐獻給國家。

與竺可楨

馬一浮與竺可楨先生(1890—1974年,上虞東關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剛剛一個月的竺可楨即到馬一浮寓所拜訪,聘請馬一浮為浙大學生授課。馬老未答允。抗戰爆發,浙江大學內遷,馬老也往西逃難,竺可楨又一次電邀馬老擔任國學講座教授。時國難當頭,急需培養人才,馬老一口答應,隨浙大師生來到江西泰和,以後又轉至廣西宜山。

馬一浮與孫傳芳,1903年,美國 被人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道德高尚,為人謙遜。但他對驕橫的權貴,卻是風骨傲岸,橫眉冷對。

1924年9月,直係軍閥孫傳芳佔領浙江,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夏超任浙江省長。孫到浙後,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聲音的《杭州報》 ,幹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貨的行動等。旅滬浙江公會發電唿籲,要孫傳芳離開浙江;旅江津浙人發表公告,要夏超辭去省長。一次,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家拜訪,馬一浮知道來訪者是孫傳芳,立即表示不接見。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的當時權勢,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果斷地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聽後,只好沒趣地悻悻而返。

與蔣介石

1938年8月,馬一浮避日寇西遷,在四川烏雲山復興書院任主講和總編纂。國民政府想借馬一浮的聲望,收買人心,裝點門面,用尊孔讀經來對抗馬列主義的傳播,開始同意給復興書院撥款,後遲遲沒行動。馬一浮為解決經費,來到重慶。蔣介石知道後,為取得禮賢下士的名聲,特邀召見。馬一浮再三推辭,後不得已才由陳佈雷陪同,去見了一面。

馬一浮到蔣介石處後,蔣介石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虛懷若谷的樣子,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一浮正色道:“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這是治國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責蔣欺騙人民,虛偽專制。又說:“務請以國家民族為重,捐棄宿怨前嫌,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抵禦外侮。”其言刺耳,說得蔣介石默默無語。馬一浮講完後起身告辭。此後國民政府仍不給書院經費,馬一浮靠刻書賣字維持生計和捐款書院。

與毛澤東

1956年,全國政協召開知識分子大會,毛澤東等共和國領導人親切接見了與會的各位特邀委員,並與大家合影留念。這是馬一浮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1957年,馬一浮又應邀赴北京開會。會後舉行宴會,毛澤東特意與馬一浮坐在一起。他們互相交談,頗為融洽。馬一浮後來特意書寫了“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的一副詩聯,贈給毛澤東,以示答謝。

1964年,馬一浮應邀赴北京開會,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他。兩人談論了中國古代詩歌等,當時在座的還有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此次會見,馬一浮還為毛澤東寫了一副古人的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

也是在1964年,有一次毛澤東接見和宴請全國政協委員中花甲以上的老人,馬一浮也在其中。當時他應邀赴宴,先與在門口迎接的毛澤東握手寒暄,隨後被安排坐在毛澤東身旁,同桌的還有周恩來、陳毅、粟裕、陳叔通等。毛澤東還特地請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恩來之間,以示敬重。宴席開始之前,面對馬一浮、陳叔通等耆碩,毛澤東不要服務員來擺放碗筷,而是特地讓年紀較輕的粟裕來擺放餐具,以示對馬一浮等耆碩的尊重。

宴會後,馬一浮感動之餘,回到杭州寫了兩副對聯,分贈毛澤東和周恩來。前者曰:“旋乾轉坤,與民更始;開物成務,示我周行”。落款則為:“集《易》《詩》《漢書》《宋史》句,贈毛澤東。馬蠲叟贈言”。後者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落款為:“集《周禮》《孟子》《禮記》句,周總理鑑正。馬蠲叟贈言”。馬一浮書寫這兩副對聯時,兩眼已近失明,所以書寫叫作“瞑書”。書畢,他感到不是太滿意,後來又寫了兩副,直到滿意,才交人送出。

與陳毅

1952年春天,陳毅由浙江省文教廳廳長劉丹陪同,直至西湖蔣莊看望馬一浮。為了表示自己對馬一浮的尊重,陳毅還特地穿了長衫。

到了蔣莊,馬一浮尚在休息,陳毅囑咐不要去驚動他,於是先在附近的花港公園觀賞風景。陳毅一行再折回來時,馬一浮仍未醒,此時春雨霏霏,馬一浮的家人請客人進屋稍待,陳毅卻道,“未得主諾,不便遽入”,仍在屋簷下等候。這就是後來被傳誦一時的“馬門立雨”。馬一浮醒來,方知有貴客在等候,而且竟然淋了雨,連聲致歉。經介紹,更知來客不凡,乃一代儒將陳毅。未幾,兩人便愉快地交談起來,話題也愈來愈寬廣,涉及玄學、禪學、宋明理學和詩詞等。

言談中,陳毅沒有忘記此次來訪的主要目的是敦請馬一浮出山。他知道馬一浮曾十分“固執”——早年曾是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秘書長,後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又聘他為文科學長,馬一浮卻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由,拒絕出山(於是陳獨秀才被聘為文科學長)。此後,馬一浮更是以治學為務,拒絕一切俗務。他安貧樂道,雖然名聲在外,但其性格和志向都不似常人。可以想見:如果再讓他出山,想必他也會推卻的。

此時,陳毅卻為此坦言:“過去國民黨掌權,您老不出山;現在我們當家了,您老還不出來嗎?”陳毅如此一問,讓馬一浮感慨不已。馬一浮動情於陳毅的率性和熱誠,欣然同意出任華東(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館第一任館長,再一年又被聘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

與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生耿介的馬一浮晚年向紅衛兵低頭;被抄家時,他懇求道:“留一方硯臺給我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聽說杭州七中的‘紅衛兵’正在馬一浮‘破四舊’、燒書,立即蹬著三輪車趕到蔣莊,從尚未拋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選出了一批書畫、抄本及朋友贈送他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經清點造冊,搶救出來的馬一浮手稿和抄本有百餘冊,字畫79軸,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馬一浮自書的條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餘套。後來又從杭七中接收到紅衛兵抄家的馬一浮藏書3000餘冊。這批藏書除手稿、抄本外,還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為清刻,明刻約有十餘部,如《世說新語》《呂氏春秋》《詩紀》等。書上鈐有‘智林圖書館’或‘復性書院圖書館’印。